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疾病一直缠绕着人本身继而也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与个体活动，而瘟疫由于具有流行性、传染性和高致死性等显著特点，使得瘟疫对整个人类发展与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和瘟疫抗争的历史，时至今日也没有停歇，比如今年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秩序、政治、经济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与冲击，为国际局势也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瘟疫的认识都是感性的，将他视作天灾，知道瘟疫会死很多人，有很强的传染性，并逐渐意识到应该隔离病人。这样的认识虽然感官化，但也确实是瘟疫所呈现的基本特征。瘟疫不分种族性别和贫富贵贱，对全人类一视同仁，人与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地位的不同对病毒而言并无区别，在它的淫威下，王子与农夫同样屈从。

“瘟疫”一词在中国古代很少连用，古籍文献中常以“疫”称之，而疫有温寒之别，所以“温疫”一词在古籍中也较为常见，如在《周礼· 春官》中有：“遂令始难（傩）欧（驱）疫”，《周礼· 夏官》载有“以索室驱疫，大丧” 。《左传· 昭公元年》提到“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音营，祈求消除疫病灾祸的祭祀）之”。《礼记·月令》中亦有记载“则其民大疫”‚“民殃于疫”，“民必疾疫，又随以丧。” 《山海经·东山经》记有珠鳖鱼，“食之无疠”，郭璞注《山海经》说“疠，疫病也”。《左传· 哀公元年》言“天有灾疠”。《墨子·兼爱下》有 “今岁有疠疫” 。《说文解字》解释道 “疠，恶疮疾也。”由此可见，古代先民虽然没有明确疫病的定义，但也认识到了疫病灾祸的严重性，同时也尝试用傩戏、祭祀等方式消除这种灾祸。而“瘟”则是“疫”的互词，除瘟、疫二字外，还有疫疠、戾气、疠、时气、时疫、疾疫、瘴气、天行时气等诸多叫法。

被称作中医之祖的《黄帝内经》最早从医学层面论述了瘟疫，对岁气与瘟疫的关系、五方之民体质疾病的差异、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论述，也是后世医家进一步研究瘟疫的基础，虽然《黄帝内经》没有具体定义瘟疫，但还是详细记录了霍乱、大风（麻风）、温病、温厉、大厉、疟、黄疸等多种不同的瘟疫。《素问··········· 热论篇》中有“五疫之至，皆相传染，不问大小，症状相似。”当时的人们认为疫病是一种临床表现相似的疾病总称，这类疾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会大面积流行，危害巨大，无论性别年龄，人群普遍易感。其中的“五疫“，则是从金木水火土五行对瘟疫的分类。

中医对瘟疫的系统认识最早可见于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这部书以“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为纲，系统论述了外感病，认为疫病是外感寒邪，是由于风、寒、暑、湿、热等病邪从外入体所致；同时也论述了多种传染病的”验方“，也就是通过实践检验的有效医方，因此其中部分医方时至今日也仍然存在一定价值，而这部医书在抗击瘟疫的历史中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后的许多研究也都以《伤寒论》为基础，如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就将外感热病分为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 疫疠病及疟病，同时也第一次详细论述了霍乱、痢病、风病等常见瘟疫。巢元方认为伤寒是“最为杀厉之气”，将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列为四大病证。 “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急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疫疠。”巢元方也认识到了气候时常是瘟疫流行的重要原因。无论是东汉末年还是明末的多次大瘟疫，都与当时小冰期导致的气候失常存在紧密联系，也印证了他的学说。

自张仲景提出“外感论”以后，历代医家都将疫病主要归因于世间存在的“弥漫之气”，如北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天行温病论》“即时发病温者，乃天行之病耳……四时自受乖气而成腑脏阴阳温毒”提及的“异气”；南宋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 “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节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所述的“风寒温气”；明末吴又可撰著的《温疫论》中所言“疠气”；都以《伤寒论》为基础，丰富和完善了了气感瘟疫的理论，尽管这样的认识在如今已显得有些“玄学”，但在当时，这样的发展无不是突破性的，而不断改进发展的疫病防治方法，更是为当时陷于疫病泥淖的艰苦人民带来了生的曙光。

真正开创中医瘟疫学的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明末医家，吴又可（《大明劫》中由冯远征饰演，可以查相关影视资料）。吴又可生活在明末清初，当时正值全国鼠疫盛行，状况可以用惨烈形容，《温疫论》中描述道：“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当时医家以外感或伤寒治法应对，却几乎毫无效用，而吴又可潜心研究，终于发现，瘟疫由来“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气”，非六淫邪气，乃是致疫之戾气；并且指出，疠气是非人们感官所能直接观察到的毒气，比火热等六淫邪毒之力更强。 “因其为病，长幼相似，远近咸若，沿门阖户，变化多端，传变迅速，多有坏证、变证和逆证。” “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疫者感天地之戾气，在岁运有多寡， 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 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温疫论》认为疫病除由空气感染外，患者亦为 传染媒介：“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并进而阐发了传染病与人体抵抗力的 关系：“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此外举有一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这样的认知无疑是开创性的，而正是因为吴又可提出了这种开创性理论，才为后来的医家诊治疫病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理论基础，于当时生存于水深火热，在疫情中如履薄冰的人们而言，著出《温疫论》的吴又可，宛如救世神明，堪称国士无双。

到清朝，瘟疫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戴天章的《广瘟疫论》集“理法方药”于一体， 书中附有80多首验方，并专门列出疫证后遗症、妇人、孕妇、小儿等疫证辨治，使整个体系更加完备。杨栗山撰写的《伤寒温疫条辨》深刻论述温病“怫热内郁，三焦定位”的病因病机，提出宣郁、泄热、解毒及以升降散为治温基础方的治疗方法。余师愚《疫疹一得》专论传染性强烈的“热疫”，包含了对热疫的认识，斑诊形、色的论辨及对 疫病预后的判断，并研究确定了以石膏为主的清瘟败毒饮为主要治疗瘟疫的方法。

现代医学控制预防传染病主要有三个方法，分别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而这些现代医学的方法早在中国古代医学实践中就已广泛用于应对疫病，如《黄帝内经》中载“避其毒气”，以及《肘后备急方》中也记有隔离患者的方法；中医也常用烧熏等方式给空气消毒或以药酒消毒以控制疫病传播；《素问》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观点，则是对提高抵抗力以预防疫病的另一种表达。对于疫病治疗则发展出了方剂、针灸、导气、接种等各式各样的方法，虽然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审视，这些方法已过于朴素，但在古代，如吴又可所创的“达原饮”，也是人们最后的救命稻草，是仅存的生的希望。

瘟疫，曾带走了这个星球上数以亿计生命，它的出现意味着混乱、死亡与恐惧。文明可能因瘟疫而暗淡，社会可能因瘟疫的动荡，民族可能因瘟疫而衰微，国家可能因瘟疫而灭亡……

但人类从未向瘟疫屈服，漫长的历史中，华夏先民以蝼蚁之身，竭尽全力与疫病抗争，漫长的抗疫史，是灰暗的，但也是光明的，那是独属于人类智慧的光明。

时至今日，我们又一次面对瘟疫，举国一心，人类齐心，千年的经验、人类智慧的融合，使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必定立于不败之地。

下期带来，华夏先民求神抗疫的过往——求神救人的“祷疾”史（未定）

参考：

[1]秦妍. 汉末三国之际瘟疫探略[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9,40(12):5-11+25.

[2]李杰,李靖,梁腾霄,刘丽婷,吴童,于子洋,黄明明,赵翠云. 基于中医瘟疫理论浅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证特点及防治[J]. 世界中医药,2020,15(02):172-176.

[3]陈旭. 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D].西南大学,2011.